深圳新聞網訊為提升深圳銀行業對當前金融環境和金融政策的認識水平，8月10日下午，深圳市銀行業協會和羅湖區投資推廣局共同邀請了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金融法律行為研究會會長，前中國建設銀行首席風險官、副行長，前中信銀行行長、中信集團監事長朱小黃博士進行題為《結構調整與風險承擔》的講座。深圳市銀行業協會秘書長陳顯忠、羅湖區投資推廣局副局長張毅等領導參加此次講座，講座吸引了來自我市各銀行金融機構百余人參加。

深圳市銀行業協會陳顯忠秘書長致開場詞。他表示了對朱博士的歡迎，并強調了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在當前金融形勢下，銀行業信用風險管控的難度與復雜性不斷上升，各家銀行應著力提升風險管理水平，嚴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危機的底線。

整場講座以“回顧十八大以來的經濟結構調整”為開端，朱小黃認為本輪結構調整大刀闊斧、抓住了要害，“三去一補”、尤其是去杠桿卓有成效，在某種程度上排除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從今年上半年的數據來看，總體上應該是穩中向好的，然而一些指向性數據也讓人擔憂。一方面，上半年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全部減速：社消、固投疲軟，低于預期或去年同期水平，貿易形勢也未得到實質性改善；另一方面，財政收入增速高于經濟增長速度，這在經濟結構調整時期并不是一個好的經濟現象。此外，本輪調整中先是緊縮政策主導，然而央行近期多次降準及MLF操作又有全面寬松趨勢的跡象。

朱小黃博士認為，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搭配上，“貨幣放水易，忍痛減稅難”。在本輪調整過程中，出現了若干認知誤區，導致了經過六年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整體經濟狀況還沒有進入良性發展軌道。主要的認知誤區包括：經濟結構調整所釋放的風險承擔問題、調控措施時空錯配問題、政策與市場銜接問題、以及去杠桿與債轉股問題。歸根結底，這些認知誤區和舉措失當來源于對經濟規律缺乏認知和尊重，以及缺乏正確的風險觀念。

緊接著，朱博士介紹了拐點和風險理論及近期研究成果。朱博士強調，有大量的經濟現象可以通過計算找到其發展階段變化的“拐點”，從而指導市場和市場策略的方向。在拐點經濟學的研究中，計算拐點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只有通過科學的計算，才能夠真正識別拐點，從而提升自身對于風險的觀測和判斷能力。目前朱小黃博士團隊關于拐點經濟學的應用和研究已經覆蓋系統性風險、債務、實體經濟/虛擬經濟黃金比例、公平指數、城市發展規模和貧困救濟等領域。《蒙格斯報告》是團隊宏觀經濟拐點研究成果的主要載體：蒙格斯是動物“獴”的英文（Mongoose）音譯；“獴”主要以蛇鼠為食，生性警惕，日常活動中總會留下一只獴充當“哨兵”，一旦有危險情況出現，“哨兵”便發出特殊的叫聲來提醒所有同伴，以此預警。經濟生活中同樣充滿著不確定性，各種經濟現象都有從良性到惡性的發展過程，存在從量變到質變的“拐點”。研究成果系列報告以“蒙格斯”命名，意在提醒政府、企業、個人對潛在的風險予以充分警醒，并采取適當行動。

接下來，朱博士具體講解了本輪結構調整中的認知誤區和舉措失當。首先，朱博士討論了經濟結構調整所釋放的風險承擔問題。朱博士的觀點是：經濟結構調整是一種周期性的經濟現象和治理規律，而且任何經濟調整都是以風險承擔為代價的。沒有承擔的機制就無法實現調整成本的分攤與消化，調整也是無法真正成功的，或者會付出高昂的成本。現階段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是對長期快速增長所積累的風險的釋放，這在大方向上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經濟結構的調整某種意義上就是實現風險的釋放、轉移、分攤和消化的過程。其核心是要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爆發，這就要求延長風險釋放的時間窗口和切實落實風險承擔問題。

朱博士強調：結構調整過程中釋放的風險不能被消滅，就必須要被不同的經濟單元承擔。由于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主導作用和國有資本的經濟地位，它應該承擔經濟結構調整相當大部分的風險。然而實際上，政府承擔的風險實質上在減少，這就必然導致更多的風險被轉嫁到企業和居民部門身上，從而抑制了實體經濟活力和居民消費意愿，最終達不到穩定經濟增長的目的。

其次，朱博士認為本輪政策調整中存在調控措施時空錯配問題。調控政策在時間與空間的搭配上應發揮不同的作用，不應把調控目標口號化，措施同質化。當前，監管功能在時空上一致發力，結果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同時緊縮，信貸市場與資本市場同時從嚴，中央與地方同時啟動去杠桿，使得各種政策與監管措施失去了配套調度和有效協調機制。

朱博士強調，當下財政政策應更加積極。政府應積極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與此同時還應限制地方負債、增加中央負債。

再次，政策與市場銜接不良也是本輪調整的重要問題之一。當前政策措施通常存在這樣的悖論：企圖規范市場行為反而干預了市場。其實質在于政策措施與市場之間缺乏銜接，也缺乏打通政策與市場之間的有效橋梁。朱博士認為，科學的監管是劃定邊界，制定底線，使這個邊界和底線框架內的各種交易呈現出多元化多樣化的狀態，才能夠使監管與市場之間建立合理的互動關系，才能處理好政策與市場的銜接問題。完全寄托于金融交易行為的“嚴監管”和動機的道德譴責，并不符合市場監管的科學原理。目前這種以“行為監管”為主的監管模式應該向結構和邊界監管模式轉型，在結構和邊界框架內，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