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
40年前，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黨和國家發展的新篇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革，我國用了40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二三百年所經歷的現代化進程，創造了“中國奇跡”。
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正是我們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關鍵節點。在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有必要回顧和梳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經驗和教訓，為我們即將開啟的新的改革探索積累更多的可供借鑒的經驗，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回顧和梳理40年來我們一起走過的路時，今年出版的三本書《40年改變中國：經濟學大家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變遷中的經濟問題研究》、《新時代強國方略》，為我們“總結過去，解釋當下，回答未來”提供了多維度的視角。
“總結過去”：《40年改變中國：經濟學大家談改革開放》
《40年改變中國：經濟學大家談改革開放》一書由《經濟觀察報》研究院院長新望主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等編著，今年8月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發行。
該書通過高尚全、張維迎、許善達、魏禮群、劉勝軍、許小年、劉世錦、巴曙松、鄭新立等四十余位親歷者、推動者、高層智囊，對改革開放的片段回憶或宏大敘事，從40年來的經濟運行方式、發展階段轉換、三農及城市化、行政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對外開放、專項改革等方面，剖析了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和難點，對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動力等作了系統研究，以新的視角探討了新時代的改革之路。
這40位經濟學大家中，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親身參與了分稅制改革。1985年，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專業研究生畢業的許善達調進財政部稅務總局（財政部稅務總局1988年改為國家稅務局）。此后，許善達親身參與了1994年財稅改革。
分稅制改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泛、內容最深刻、成果最顯著的一次改革。在該書所收錄的訪談文章《1994年財稅改革的經過和經驗——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訪談錄》中，許善達回顧當初的分稅制改革時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為調動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保證財政收入的上繳，承包制從農村被引入解決國家和企業之間，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間兩個重要的財稅分配問題上……承包制實施后，雖然發揮出一些短期效應，但由于其制度固有的弊端，問題很快就顯現出來。一是政府財政收入事實上比按照稅法征收的收入減少了。承包制設計的一個目的就是減輕企業負擔，調動企業積極性，但由于承包合同的簽訂是通過企業與政府一對一談判完成的，企業負擔的減輕常常就變成了沒有規則的減輕，談得好，減得多；談得不好，減得少。二是造成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全面放松：如企業包貸款，貸款額度、利率高低、貸款期限等全部包含在企業與政府簽訂的合同里，銀行只能按照合同給企業貸款，利率說多少就多少。在這樣一個狀況下，政府很難隨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如果說價格闖關是1988年發生通貨膨脹的導火索，那么承包制就不得不說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廢除承包制為改革最本質的內容的分稅制改革被提上日程。
“1993年，中央決定進行財稅改革。我記得非常清楚，8月1日，到北戴河開會，參加會議的有財政部的、體改委的，我作為稅務總局工作人員參加會議。事實上，1994年財稅改革的核心，針對的就是已經暴露出種種問題的承包制。但為減少改革的爭議和阻力，凝聚共識，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多次同參與改革的同志說，不允許你們寫任何文章針對承包制，你們不要掀起一個意識形態爭論，咱們就是按照廢除承包制這個思路去研究方案、去推進改革，但不能打筆墨官司。要從實際問題出發，說政府收入太少了，中央財政收入太少了，不符合市場經濟機制，從這個角度宣傳改革的必要性。雖然提出不爭論承包制，但在設計財稅制度改革方案時已經下決心要把承包制廢除。”許善達回顧說，“1994年財稅改革時，財稅部門拿出的是一個經過多年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形成的改革方案。在方案里，我們通過增值稅制度，徹底廢除了國家和企業之間的承包制。”
1994年分稅制改革廢除了兩個承包制，財政實現增收，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下降的局面得到扭轉，成效明顯。
在許善達看來，這次改革有兩個經驗特別值得總結和借鑒：第一，堅持增量改革，不搞存量改革；第二，要把握住改革的方向，不去刻意追求一步到位、極其完美的改革。
譬如，對于“不去刻意追求一步到位的改革”這一經驗，許善達舉例說，“應該說，稅務總局一開始設計的是一個相當規范的市場經濟下的稅制：沒有營業稅，無論是商品還是勞務，所有行業都征收增值稅，而且是消費型增值稅；企業所得稅不管外資還是內資企業全部統一。”
然而，“1993年8月，朱镕基同志在北戴河研究稅制和分稅制改革方案時，這兩個方案都碰到了很多問題”，包括增值稅抵扣、企業所得稅統一、保留服務業的營業稅等三方面問題。比如關于企業所得稅統一問題，“1994年以前，我國的企業所得稅劃分為國營企業所得稅、集體企業所得稅、私營企業所得稅和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這種按照經濟性質劃分所得稅的制度，無法處理股份制企業的所得稅問題，不利于公平競爭，與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一致。當時稅務總局提出的建議是無論內資還是外資都合并成一個企業所得稅。在討論時，對合并內資企業所得稅沒有分歧，但對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強烈主張，如果外資企業所得稅不能優于內資企業，會妨礙引進外資戰略。在這種形勢下，只好先統一內資企業的所得稅，內外資企業的則暫時不統一，而且還要把內資企業所得稅稅率設計得相對高些，連工資也不能全部在稅前列支。在內外資企業兩套所得稅稅法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負水平相差一半。”
“這三項可以說是1994年財稅改革的遺留問題。因為當時各種制約條件，沒有辦法按照一個正常的、規范的稅制一步改革到位。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也為稅制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解決好這三項遺留問題。”許善達認為。
“解釋當下”：《中國社會變遷中的經濟問題研究》
《中國社會變遷中的經濟問題研究》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今年8月出版發行，作者是《求是》雜志宣傳聯絡部主任顧保國。顧保國是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后，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現代企業理論等。
該書從理論的哲學高度探討了近20年來中國的經濟理論與實踐創新問題，分宏觀篇和微觀篇兩個部分。其中，宏觀篇著眼于經濟理論探討，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予以研究分析，微觀篇從企業主體出發，對中國企業在改革發展創新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思考。
“回答未來”：《新時代經濟強國方略》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
當前，我國站在世界經濟大國的新起點上，面對更趨復雜的國內外發展環境，面對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如何在邁向經濟強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中走得更穩更好，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應該制定什么樣的戰略和方略，是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這也是《新時代經濟強國方略》一書的創作初衷，即探尋一個國家或地區繁榮強盛的基因與秘密，追索中國在邁向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實現經濟強國夢征程中的方法、路徑與策略，“提供一個中國邁向經濟強國的全景式圖譜。”
該書今年4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作者是經濟學博士周躍輝。周躍輝是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員，主要從事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領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出版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常態下的大國經濟》《中國經濟大布局》等十余部著作。
該書以寬闊的視野，以“中國封建經濟與近代以來經濟的長期表現”作為論述的切入點，回顧了中國曾經作為封建經濟強國，后淪落為積貧積弱的經濟弱國，再“由衰變大”成長為經濟大國的歷史演變過程，總結興衰經驗與教訓，并以此為基礎，橫向闡述了英國、美國、日本、德國等世界經濟強國的崛起歷程和有益啟示。
“我們的研究認為：經濟強國一般是指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在全球經濟的利益分配中處于優勢地位，而這種主導和優勢地位的取得，是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變遷演化中形成的，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發展路徑。從歷史的角度看，自15世紀以來，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這9個國家成為世界性的經濟大國或經濟強國，美國、日本和德國則是當今世界上名副其實的經濟強國。而中國在封建王朝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時期，也可稱得上是當時的世界經濟強國。”書中寫道：“舉凡經濟強國，從誕生之日至強勢崛起，不是書寫歷史，就是震動當時。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強盛與崛起，有沒有可以遵循的一般規律？有沒有隱藏在繁榮背后的基因或者密碼？有沒有既定的發展模式或者戰略路徑？”
書中指出，對我國而言，研究總結世界上經濟強國崛起的歷史進程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大體上說都有“七個重視”，即重視世界歷史的發展機遇、重視科學技術的創新、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重視城市化的持續推進、重視城市化的持續推進、重視海洋強國戰略、重視對外開放戰略。
譬如，“重視海洋強國戰略”方面，該書寫道：“縱觀世界強國的發展史，其實質就是海洋強國的發跡史。葡萄牙于15世紀控制了地中海與大西洋的交通要道，至16世紀初期，已經建立了一個從直布羅陀經好望角到印度洋，再經馬六甲海峽至遠東的龐大帝國，成為當時歐洲的海上強國。1492年哥倫布率船隊出航，西班牙由此踏上了海上強國之路，至1550年，通過血腥的海外擴張，西班牙統治了北美的大片地區、中美及除巴西的整個南美洲。到16世紀末，世界金融總產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18世紀的英國，正是依仗其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力量，擊敗了荷蘭的海上有生力量，并將海洋軍事、殖民擴張與國際貿易這三者結合起來，成就了‘日不落帝國’。
在作者看來，牢靠的海洋權益是經濟強國需要具備的核心要素之一。為此，該書單獨將《海洋強國：撬動經濟強國的戰略“支點”》作為一個章節去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