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在坦桑尼亞進行生物多樣性考察。
▲王曉明（左二）與梅林公園籌建辦公室同事合影。
▲王曉明（前排左二）到肯尼亞阿布戴爾國家公園做生物多樣性調查。
王曉明在工作中。
王曉明
男，浙江省金華人，1961年5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學歷，園林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二級），現任深圳市風景園林協會技術委員會主任。歷任深圳市蓮花山公園管理處主任、深圳市園林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深圳市公園管理中心總規劃師等職位。2007年獲得“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2009年評為深圳市高層次專業人才，成為深圳市園林綠化專業方面唯一獲得此殊榮的高層次專業人才。
口述時間
2019年3月5日下午
口述地點
深圳市政協會議廳
原標題：
王曉明：用專業知識為深圳園林綠化建設出謀劃策
深圳晚報2019年05月06日訊 1995年，博士研究生畢業后，我入職深圳市政府城管辦，開始踏入園林綠化建設領域。23年間，我先后主持了深圳灣公園建設、蓮花山公園南區建設、蓮花山公園山頂廣場綠化工程等多項市級重大工程的建設任務，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深圳園林綠化建設出謀劃策。
我最想感謝的是深圳的決策者。他們有魄力、敢闖敢做，在深圳這塊寸金寸土的地方上，劃出這么多公園與綠道。他們善聽意見，對我們提出來的建議持開放的態度。正因如此，我的專業知識有了用武之地，能為深圳貢獻一份力量。
壹
命中注定我要做園林綠化建設這一行。
機緣巧合進了林學院
說起我的童年，還是頗為坎坷。我在浙江省金華市虎鹿鎮長大，在我幼時，父親被劃為“右派”，家庭經濟十分困難，母親獨自擔起重任。所幸我學習成績不錯，特別是數學，滿分100分的卷子我能考120分，多出來的20多分是因為我用不同的方式解出相同的題目，是數學老師給予的鼓勵加分。所以那時，我的目標是清華、北大。
上了高中后，由于學校規定要學工、學農，每天我們得花上半天時間去勞作，學習時間被壓縮了一半。說起來有些慚愧，我父親是語文老師，但我的語文成績卻一直平平。諸多原因導致我高考失利，我服從分配被派去了浙江林業學院。那時覺得是無奈之舉，卻不曾想到，未來幾十年，我與林學結下不解之緣。
1985年，本科畢業后，我到陜西師大讀研，繼續鉆研林學領域，畢業后留校任教。任教期間，我擔心自己會落后而感到壓力重重。與妻子商量后，我決心考博。1995年，我取得華南師范大學博士學位，當時導師已經辦好手續讓我留校工作。然而，已在學校生活多年的我想出去闖蕩，于是我拒絕了導師的好意，只身來到深圳。
初到深圳，滿是失落
剛到深圳時，我找到一家企業，企業老板見我是博士，擔心在他那工作屈才，便將我介紹到了市城管辦。
入職市城管辦后，我被分配到綠化處。綠化處就在四川大廈旁邊的一個小樓里，綠化處主任一聽我是博士，反而婉拒了我。在他眼里，種樹種草哪需要博士。當時許多人對園林的認識較淺，認為把黃土蓋住，種點好看的樹就行了。
后來人事處又把我調往蓮花山公園管理處。我清楚地記得，那天的報到時間是下午2點，我12點就到了。那時蓮花山西邊全是荒野，辦公樓也是臨時搭建的。以前我在學校任教，各方面都不錯，來到這里卻這么荒涼，我一個人坐在樓道等了兩個小時，心中滿是失落感。
但這股失落的情緒很快被沖散了。我發現，身邊許多同事都與我一樣，是來深建設者，大家既樸實，工作又賣力，有著良好的氛圍。我每天穿著膠鞋，戴著草帽，又是種樹又是挖土，皮膚曬得黑黝黝的，一天下來，雖然辛苦，但吃得好睡得香。
貳
園林綠化建設不僅是為了美觀，更是為了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和健康。
將梅林公園
打造成保健型公園
2001年，我調任梅林公園管理處主任，負責梅林公園古荔區建設。結合梅林公園用地以山地為主的特點，我提出保護自然景觀與適度人文活動相協調的設計理念，將梅林公園建設成為具有保健型功能的公園，這也恰好響應了市政府對于全民健身的號召。
確定設計理念之后，公園里許多細節都是圍繞全民健身展開。比如我們會建設登山路和坡道，給市民增加運動難度。配置的樹木除了美觀，也會考慮其實用性。比如有些樹木會自動揮發一些物質，人們在鍛煉過程中吸入這些物質，具有保健功能。
為了讓保健型公園的理念站住腳跟，我還申請了深圳市科技局的科研項目“嶺南園林植物保健型揮發物質生態效應研究”，2002年12月獲得批準。后與中山大學合作完成100多種嶺南園林植物揮發性物質的檢測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形成了總結報告，還獲得了2005年度深圳市科學技術二等獎。
另外，為了營造色彩豐富、具有季相變化的浮層混交林結構的生態景觀，在植物配置方面，我們在喬、灌和花草的搭配，葉色和花色的搭配以及樹種和樹型的選擇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前后一共用了300多種植物，生物多樣性在梅林公園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以前人們總以為種樹種花只是個體力活，但實際上，要規劃好一整片區域需要精確的專業知識。比如不同種類樹木種在哪里能遮陰，種在哪里能長高都非常有講究。我跟人事部門領導提出，要在公園里設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當時他們都很不解。后來他們看到我做出來的成果，也同意了我的觀點。從那以后，每個公園都配備一個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建設珠三角綠道網
2010年，廣東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開展珠三角綠道網規劃建設的工作意見》，由此拉開了珠三角綠道網規劃建設的序幕。
作為廣東省主要城市之一，深圳市也緊接著出臺了《深圳市綠道網規劃建設總體實施方案》。當時我從梅林公園調到了綠化管理處，與同事一起負責300公里綠道建設。300公里雖然不是很長，但綠道要從市中心一直延伸到郊野，有些還要經過果園和菜地，工程量很大。獲得批準之后，我們規劃好路線，將工作分配到各個區、街道，一層層落實下去，以提高工作效率。
在選線的時候，我們把“二線關”邊防道也納入了綠道路線。當時“二線關”那條路的石板很古樸，我覺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作為曾經的歷史之路，被納入綠道，也算是深圳綠道的一個文化特色。
同時，我們在建設深圳綠道服務設施時，均采用移動式舊集裝箱改造組合建成，這樣做既減少了土建工程，又節約了建造成本，還可以根據綠道的運營情況靈活調整服務節點的位置。這種由集裝箱改造而成的驛站，每個造價在數千元左右，好一點的一級驛站也不會超過10萬元，遠低于普通鋼筋水泥驛站的造價。
深圳綠道在設計、施工、維護方面，一直堅持保護生態的原則，沒有大砍大建，在興建大量綠道工程時，做到了對生態環境的最低程度的擾動。綠色、低碳理念是深圳綠道規劃設計和建設管理方面的宗旨。
事實上，深圳市歷屆市委市政府都十分重視園林綠化環境建設，出臺了若干政策法規去規范深圳的園林綠化建設。早在1994年，深圳市政府就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城市綠化管理方法》，規定特區城市新建區的綠地面積（含公共綠地和單位附屬綠地）應不低于總面積的50％；改造舊城區時，綠地面積應不低于總面積的30％。
正是這些舉措的推動，深圳市如今建成綠道2443公里，公園總數達942個，成為全國公園最多的城市之一。
叁
在其位謀其職。對于我來說，就是要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領導決策提供專業意見。
提建議為工程省下20億元
除了綠道，深圳灣公園也是由綠化管理處負責籌建。在我們接手前，市規劃部門委托美國SWA公司對深圳灣公園進行了規劃設計。因為深圳灣公園與香港隔海相望，香港那邊是山，于是他們想對應香港山脈的高度，將深圳灣公園也填高。
這個規劃送到我們手中時，我們都有些震驚。如果按照對方的要求高度填土，最高得有18米，填土量很大，至少得花4億元。另外最高18米的填土，放坡的邊坡就得跨越濱海大道內側，做好的綠化帶也會被破壞。
為了這種想法，我跟幾個同事買了一些氣球，將氣球掛在深圳灣公園的路邊，氣球的高度對應對方設計填土的高度。掛好后，我便邀請相關領導來到現場。
領導看了之后，問我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地闡述了背后的緣由。同時向市領導建議，不用填土，只需將現有的綠化帶改造梳理一下，就可以納入公園里了。
同時，A區橋頭那個地方本來要做軟基處理填海，軟基處理就是建筑之前如果地基不夠堅固，為防止建筑后地基下沉拉裂造成建筑物不穩定等事故，需對軟地基進行處理，使其沉降變得足夠堅固，提高軟地基的固結度和穩定性至設計的要求的過程。但軟基處理成本非常大，要耗費12億元，因為海洋里邊淤泥是很浮軟的，得進行很工程化的一個軟基處理。于是我跟領導反饋，因為如今公園暫時不建樓，就讓其自然沉降十幾年，如果之后公園里要建設配套建筑再來做軟基處理。
當時市領導很開明，經過多方討論，最終采納了我的意見，也為工程省下將近20個億。
用科研成果為深圳
園林綠化建設提供支撐
盡管我長年在基層工作，但我并未放棄園林綠化方面的科學研究，力求為深圳園林綠化實踐工作提供更科學、更有效的方法。
從1997年任園林高級工程師以來，我共完成專題研究報告5個、學術論文32篇。我先后組織過“深圳市暖季型草坪雜草化學防治”“深圳市蓮花山公園生態資源調查及環境評估”和“深圳市梅林公園、圍嶺公園生態資源調查及環境評估”“深圳市梅林山郊野公園植被類型與特色植物資源及其生態景觀調查與評估”“深圳市銀湖山郊野公園植被類型與特色植物資源及其生態景觀調查與評估”等研究課題，科研成果已在公園規劃、建設和管理中得以應用。
2012年，我調任深圳市中科院仙湖植物園管理處主任，在那幾年里，我也極力推動植物園的科研發展。
植物園不僅僅是市民散步休閑的地方，它還有科研科普、引種保育的職能。在科研上，我和同事合作，在《Nature Plant》等國際雜志上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在引種保育方面，我們和臺灣的一些專家合作，把他們的模式復制過來運用到了仙湖植物園。
2018年，我退休了?；仡欉^去的23年，我參與了多項重大工程建設，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深圳園林綠化建設出謀劃策，為深圳貢獻了一份力量。（記者 唐文雋 實習生 康銘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