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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口述史|孫振華:用公共藝術表達深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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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口述史|孫振華:用公共藝術表達深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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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這座城市倡導將理論、學術跟具體的社會實踐結合起來。所以來深圳對我的人生最大的改變就是,在學者之外,我同時也是一個實踐者,從純理論研究轉向同時進行公共藝術的實踐。許多年來,我甚感欣慰的是:深圳這座城市為我提供了一個新的舞臺,我也為深圳盡了一份力量。


      1992年,孫振華借調深圳,編制深圳城市雕塑總體規劃時到大鵬所城進行拍攝。

      1993年,孫振華在深圳世界之窗雕塑園施工現場。

      《深圳人的一天》雕塑中的“股民”形象。深圳晚報記者楊少昆攝

      深圳這座城市倡導將理論、學術跟具體的社會實踐結合起來。所以來深圳對我的人生最大的改變就是,在學者之外,我同時也是一個實踐者,從純理論研究轉向同時進行公共藝術的實踐。許多年來,我甚感欣慰的是:深圳這座城市為我提供了一個新的舞臺,我也為深圳盡了一份力量。

      孫振華

      1956年11月出生于湖北荊州,先后在文學、美學、美術史專業學習,獲中國美術學院博士學位,國家一級美術師。曾任深圳雕塑院院長,現任中國雕塑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中國美術學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美術學院特聘教授。曾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文化部優秀教材二等獎、深圳大鵬文藝獎。

      口述時間

      2019年3月3日上午

      口述地點

      深圳雕塑院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周婉軍

      實習生 康銘祥

      如果當時繼續留在學校教書,就像看電視劇,提前把結局都看到了,里邊的人再怎么演都是那個結局,所以看著看著就沒了激情。

      意外與雕塑結緣

      在江漢平原上,有一座歷史文化名城——荊州,我就在那里出生長大。我的母親出身于一個書香世家,新中國成立前就從師范學校畢業,我與我的姐姐和妹妹得到了母親非常細致的照顧和教育。雖然當時生活條件不能和現在相比,但家庭氛圍比較自由,崇尚文學,父母出差帶回來的禮物就是書,這使我養成了一種比較理想主義、不被現實功利所左右的人生態度。

      后來,我進入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習。記得在1980年左右,我第一次從電視上聽說我國要招收博士研究生,當時我就跟父母說,我這輩子一定要讀個博士,但我沒有想到的是,后來會專門和雕塑打交道。

      從中文系畢業后,我留校任教,在文藝理論教研室擔任助教,之后考入本系文藝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繼續深造。1985年10月,我無意中看到了浙江美術學院(現為中國美術學院)招收中國雕塑史專業博士研究生的簡章。其實當時我對這個專業完全沒有了解,相關的專業資料也非常少,但是簡章里提到這個新的學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實地考察,考察歷史廢墟。

      這一點非常很符合那時候年輕人想到處跑、到處看的浪漫沖動,讓當時一直在書齋里打轉的我很受觸動,似是一種廢墟的誘惑和荒原的呼喚,于是我就報了名。當時有美院學這個專業的都沒有考上,我竟一下子考上了。

      博士畢業后,我留在浙江美術學院,在剛成立不久的美術史論系任教。

      被滿地都是理想與機會的深圳所吸引

      1992年,深圳開始做城市雕塑規劃,我因此被借調到深圳,也因此改變了人生走向。

      那是我第一次踏足深圳,在借調的三個月中,我真正感受到了這個被時代選中的城市:沒有條條框框,只有滿地的理想與機會,英雄不問出處,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位置與夢想。

      那時我就想,如果繼續留在學校教書,其實我從我的導師身上就能提前看到自己的歸宿。我的導師當時已經80多歲了,可以說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教育和學術研究,最后變成學校里的一個老前輩。他雖然滿腹學問,受人尊重,但是,這中規中矩的生活就像看電視劇,提前把結局都看到了,里邊的人再怎么演都是那個結局,所以看著看著就沒了激情。我想體驗一種新的生活,我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深圳則不太強調讓一個人局限在書齋,我可以將自己的所學與具體的社會實踐、城市的新需求產生關聯。

      回到杭州之后,我就要求調來深圳。

      浙江美術學院歷史悠久,地處西子湖畔,是中國最好的美院之一。聽到我要走的消息,學校里很多人都不理解。幾年之后,有些老師碰到我甚至還有同情之意。盡管如此,我的決心不改。1993年10月,我如愿調入深圳雕塑院。到深圳前兩年,很多人還在擔心我能否適應深圳,但至今我從未后悔做出這個決定。

      深圳是一個新的移民城市,我們面向市民,留下了一些有關這個城市生活的故事和記憶。這些故事在當時看起來也許極其普通,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它們顯示出了獨特的魅力。

      推動城市雕塑向公共藝術轉型

      初到深圳雕塑院時,我主要還是負責跟文案相關的工作,并參與了深圳市城市雕塑總體規劃和《深圳經濟特區城市雕塑理規定》的制定工作。當時,我在整理過去的老檔案時,在其中發現了一份用老打字機打印出來的資料,叫“深圳市城市雕塑規劃”,是《孺子牛》的作者潘鶴先生留下的。

      資料中有段寫,在大梅沙海邊,有塊礁石形如一頭獅子,稍作修改或可成為一件作品。

      我當時就覺得盡管深圳早期條件有限,人們對城市規模的設想也很有限,但是拓荒者們的視野卻并沒有被局限,深圳的城市雕塑建設在全國是領先的。

      正如早在1981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不久,深圳就率先成立了“深圳城市雕塑辦公室”。而“全國城市雕塑規劃組”則是在中國雕塑界元老劉開渠等人的建議下,于1982年成立。這正說明了深圳老一輩人開拓創新的意識和前瞻性的眼光。

      1998年,我接任深圳雕塑院院長一職,因我本身并不以實踐為主,所以當時我就考慮如何將雕塑在一個城市的實現與雕塑自身的發展文脈以及學術創新結合起來。同時,我們意識到“城市雕塑”這個概念有局限性,而深圳是一個與公共藝術概念非常吻合的城市。

      從很早開始,深圳人就對參與公眾事務表現出了極大了熱情。許多人對個體與城市的關系,對這座新興城市的建設發展都有著非常深入的思考,也致力于推動深圳本土文化的建設。“我們來到深圳,就是這座城市的主人,我們要打造一個屬于我們自己的城市。”對此,我深有感觸。

      所以,不管是從學術上還是藝術上,我們認為對于深圳這樣充滿了創新意識的都市,公共藝術應該是最好的突破點,于是我們就開始致力于向公共藝術的轉型。

      后來,就有了《深圳人的一天》。

      以市民為主角,用雕塑講述城市故事

      1998年,深圳有關部門決定將城市的14塊公共空間改造成街心花園,其中就包括園嶺社區,這個契機成為了《深圳人的一天》策劃的起點。

      那時,即將迎來深圳經濟特區建立20周年,我們和加拿大海歸建筑師楊建覺博士決定用一種全新的雕塑觀念,將園嶺社區建成一個小型的紀念公園。

      過去的城市規劃和設計通常都是規劃師和設計師給社區居民什么,他們就接受什么。這一次,我們決定讓市民來告訴我們,他們想要什么。

      在征求了近百名社區居民意見和經歷了三天的頭腦風暴后,《深圳人的一天》的大致框架就基本定下了。

      同時,我們還確定了幾點:一是摒棄過去宏大敘事的基調,以城市的普通市民為主角;二是強調紀實風格,來于生活,也忠于生活,就如同化石,凝固歷史當下的一刻,頗有點自然主義的做法;三是隨機性和偶然性,不選特定日子,不刻意不強求。

      當時,我的辦公桌上有一個舊式臺歷,我閉著眼睛隨手翻了一頁,翻到了1999年11月29日,那天就成了《深圳人的一天》的開始日。我想,每一個人在這座城市生活,不管好的一天或者不好的一天,都要接受,這就是生活。

      因為要找18個隨機的市民,我認為記者會比我們更有辦法,于是找到了《深圳晚報》的記者一起合作實現這個項目。

      1999年11月29日凌晨6點,我們從當時位于園嶺新村的雕塑院辦公室出發,兵分三路尋找市民。不能刻意挑人,在18個類型中,就找首先遇到的那一個,如果不同意,才找下一個。

      那天的尋訪本身就是一個行為藝術的過程,尋找18個不同類別的人,就是尋找18個曲折有趣的故事。遺憾的是,我們當時沒有用錄像將全過程記錄下來。

      將《深圳晚報》版面刻在浮雕墻上

      18個人有學生、保險推銷員、晨練的老人、股民……都是深圳最常見的人。后來在制作雕塑的時候,完全是按照他們當天真實的動作和衣飾,采用翻制法,真人等大的青銅塑像外,并將他們的真實姓名、籍貫和工作單位等鐫刻在各自的塑像旁邊。

      衣服、自行車翻制完,基本就毀了,我們照價賠償。記得當時那個股民,身上的衣服好幾千元,直接捐給了我們,沒要賠償。

      圍繞雕塑的背景墻部分,我們提出了一個數字深圳的想法,將1999年11月29日當天深圳的各種數據記錄在了背景墻上,當天的天氣、菜價、影訊、股票行情、甲A戰報等。許多年以后,大家可能會去回想那一天的深圳人生活的點點滴滴,非常有意思。

      為了回饋深圳晚報的付出,我們也把1999年11月29日的深圳晚報頭版和最后一版,用影雕的方式鐫刻在了浮雕墻上。斜豎的浮雕主墻上,是我想出來的幾行大字:“1999年11月29日/深圳人的一天/平凡的日子/普通的人/石頭的歷史/城市的故事。”

      2000年6月,《深圳人的一天》正式落成。作品一經推出,立即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深圳是一個新的移民城市,我們面向市民,留下了一些有關這個城市生活的故事和記憶。這些故事在當時看起來也許極其普通,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它們就顯示出了獨特的魅力。

      2004年,《深圳人的一天》獲建設部、文化部十年一度的“全國城市雕塑優秀作品特等獎”;2009年,又獲得了建設部“新中國六十年100件優秀雕塑”的殊榮。

      同時,《深圳人的一天》還被業界公認為國內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藝術作品。自此,深圳逐漸告別城市雕塑模式,開啟了真正公共藝術新模式。

      每一個不管外來的還是深圳本土的藝術家,在與深圳的互動之中,客觀地記錄了城市的精神史。

      留下深圳精神史

      每一個不管外來的還是深圳本土的雕塑家,在與深圳的互動之中,客觀地記錄了城市的精神史。

      改革開放初期,深圳早期開拓者在荒土上建造出新的城市,便用《孺子牛》銅雕來表達他們的志向和抱負。到了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深圳高速建設的奇跡,讓深圳涌現了一批以神話為題材的雕塑,如南山區海王大廈的《海神波塞冬》,直接穿樓而過,還有華僑城的《后羿射日》等。

      后來,經濟進入穩步發展階段,深圳開始慢慢沉淀,深圳市民對公共交往的需求逐漸顯現,公共藝術開始走進大眾生活。除了《深圳人的一天》,還有華僑城的《都市風景線》,反映的都是都市人的平常生活。

      到了2000年前后,深圳進一步與國際接軌,深圳街頭開始出現很多國外雕塑大家的作品,深圳的雕塑作品也送到國外,進行藝術交流。

      其實,并沒有人專門有意識地說我們要為深圳這樣做。這是這座城市發展的邏輯、發展的軌跡一步一步地,或自覺、或不自覺地用石頭金屬凝固它的精神世界。

      真正的藝術品不再是純粹點綴環境的作用,而是能夠走進人的內心,和他們的歷史長久地發生關系,和他們永遠在一起。

      在公共藝術的道路上繼續創新

      在國內公共藝術領域,深圳開創了五個第一:2000年6月,《深圳人的一天》正式落成,這是業界公認的國內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藝術作品;2003年,我出版了一本《公共藝術時代》,這是國內第一批公共藝術的專著之一;2004年,深圳雕塑院率先在全國制定了第一個公共藝術總體規劃;2004年,銀湖賓館開了國內第一個“公共藝術在中國”的學術論壇和文集;2009年3月,“深圳市公共藝術中心”在深圳市雕塑院掛牌成立,這是全國第一個公共藝術事業機構,更傳達出一個城市文化轉型的信號,是深圳公共藝術發展史上有一件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創新是深圳的基因,我也一直試圖在做一些創新的事情。現在,深圳的城市空間相對飽和,在高大的建筑之中放置一兩個雕塑已經無法有明顯的藝術效果。

      去年,深圳燈光秀如火如荼,我在參加一個燈光論壇時,發言的題目就是在公共藝術視野下的燈光藝術。現在利用高新科技材料和手段做藝術的多了起來,高新科技也可以與藝術相結合。

      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深圳,我認為深圳更應保有一份人文關懷、藝術氛圍,讓深圳更有魅力。

      面對今天日新月異的時代,我也常反思自己,如此,我們才能保持相應的敏銳,拓寬邊界,未來與深圳一起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責任編輯:施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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