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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口述史|李學金:深圳高等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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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口述史|李學金:深圳高等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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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很慶幸自己當時做了正確的選擇,從黑龍江奔赴深圳,伴隨并見證深圳高等教育的飛躍發展。

      我從1990年來到深圳,在高校里工作了近三十年。從上世紀80年代全市只有深圳大學一所高校,到現在有南方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深圳技術大學等諸多院校,深圳的高等教育可以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很慶幸自己當時做了正確的選擇,從黑龍江奔赴深圳,伴隨并見證深圳高等教育的飛躍發展。

      李學金

      1966年5月出生,黑龍江人,天津大學物理電子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協理副校長兼科研處處長、深圳市傳感器技術重點實驗室主任。曾任深圳大學科學研究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千百十”人才省級培養對象,深圳大學優秀學者,香港科技大學訪問學者。

      口述時間

      2019年5月24日

      口述地點

      深圳市政協會議廳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唐文雋 實習生 劉琦 林夢鴿

      ▲李學金(后排右一)與深大同事參觀大亞灣核電站。

      來深圳可能是我一生最好也是最后的機會。

      流行歌曲中知深圳

      我祖輩是山東人,后因父親闖關東,遷往黑龍江,我也在此出生。

      上世紀80年代,逢國家改革開放,百廢待興,高等教育也處于恢復階段,我趕上好時代,于1984年從哈爾濱開始了求學生涯。

      那時人們常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所以在本科求學階段,我選了物理專業,但實際上物理這門學科偏基礎和理論,離應用較遠。于是我攻讀碩士,轉學微電子技術與半導體器件,主要研究傳感器。這在當時是比較時髦的專業,就業也不成問題。

      我讀大學時,新聞媒體還不是很發達。當時校園里面流行著一首歌叫《夜色闌珊》,“晚風吹過來,多么的清爽,深圳的夜色,絢麗明亮。”這樣輕快的歌詞,讓我了解到,原來南方有一座城市叫“深圳”。

      沒想到很快,我就與深圳“打上了照面”。碩士研究生最后一年時,我到上海出差,趁這個機會順便到深圳做考察,剛好一個朋友見我臨近畢業,便介紹我去深圳大學核技術應用聯合研究所實習,就這樣,我來到深圳。

      聽師一席話,選擇來深圳

      1990年,我第一次來到深圳。當時深圳大學門口的桃園路還在修,深南大道只是一條土路,沙河西立交橋還是一座小鐵橋。不過亂中有序,深圳道路很干凈,綠化也做得很好。雖然城市規模較小,但一切都讓人感覺到,深圳那股蓬勃向上發展的力量。

      我在深大的研究所實習了半個月,工作并不輕松。研究所里有一些重油檢測的項目,要在高溫的馬弗爐里把重油碳化,但不能燒起來,這就需要對溫度和時間的精準把控。我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每天凌晨三點去關掉馬弗爐,那時沒有鬧鐘,但我依然可以準時起床,完成任務。正因為這份認真,研究所王所長對我很認可,在我離開時,他問我是否愿意來深大工作,我當下即表示了愿意。

      回校后沒多久,我就接到王所長的一封信,他們正在計劃明年的招生工作,信中王所長向我確認,是否還想去深大工作。

      那時的我,碰上了一個選擇題。彼時國家改革開放沒多久,對外貿有著嚴格的要求,所有的公司都必須通過外貿公司對外進出口,所以那時外貿公司非常賺錢。在我們那一屆學生看來,倘若能去外貿公司工作,那便是當下最好的工作。我很幸運,被哈爾濱一家外貿公司錄用了。

      到底是去深圳,還是留在哈爾濱的外貿公司上班?我考慮了整整一個月,直到有一天,我的哲學老師跟我說了一句話:“外貿公司全國都有,去深圳可能是你一生最好也是最后的機會。”就這么一句話,我的心結瞬間打開,下定決心奔赴深圳。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沒有錯,如果再來一次,我還會做同樣的選擇。

      深圳大學可謂因改革開放而生,伴改革開放而興。

      深大為深圳培養大量人才

      深圳大學可謂因改革開放而生,伴改革開放而興。

      據了解,當年,深圳大學創下了在一年之內建設、招生、開學的“深圳速度”。

      而在建校之初,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全國重點高校更是抽調精銳力量,一批院士專家親臨深大支援建設。

      與此同時,出于對因改革開放而生的深大的期待,大批學生選擇報考深大。

      事實上,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大確實做了許多創新。為了讓學生能交得起學費,深大提供勤工儉學,這是過去大學所沒有的。同時,深大還鼓勵學生辦洗衣廠、辦實驗銀行,那時交通和商業都沒有那么便利,這所實驗銀行也為學校師生帶來許多方便。

      或許因為學校天然的創新氛圍,我發現,無論是年輕老師還是學生都很有闖勁,有著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

      1991年,我來到深圳大學,在應用物理系當教師。那時的深大,在經歷了一段快速發展期后,開始走向瓶頸期。

      由于科研剛起步,且缺少經費,初期研究無法做起來。當時我所在的應用物理系一年只有15萬元的經費,10萬元用于購買儀器設備,5萬元用于維護。我是研究光纖傳感器的,然而學校除了有一段150米長的光纖,任何相關設備都沒有。

      直到1995年左右,教育部來深大做教學評估,在參觀完深大的實驗室后,教育部有位領導反問我們,“你們學生很多專業的課程,都沒有實驗相關的設備嗎?沒有正規的訓練,怎么就畢業了?”其實這句話蠻重的,深大領導馬上意識到了其嚴重性。

      后來深大給深圳市政府寫了一份報告,市政府很快就批下來兩百萬元的經費,我們在一個月內把實驗設備買齊,順利通過教學評估。這次的教學評估也給了深圳一個警醒,上世紀90年代末,深圳市人大、市政協都開始呼吁深圳要建設自己的好大學。從此深圳大學重新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現在已經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地方高校。

      其實深大在滿足深圳對人才的需求方面有很大貢獻。這么多年來,深大培養了十多萬畢業生,如果沒有這所大學,沒有馬化騰、史玉柱、鄧學勤這些畢業生,今天的深圳企業或許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深大還開辦成人教育課程,我剛到深圳的時候也去夜大教過書,學生很多是企業的打工者,白天上班,只有晚上來上夜校,很辛苦,但是他們臉上都洋溢著笑容和對知識的渴望。這是深圳的活力,也是它有別于其他城市的地方。

      ▲李學金(右)與香港中文大學第七任校長沈祖堯。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定位是“一個品牌,兩個校區”。

      香港中文大學結緣深圳

      2009年年底,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成立專責小組,探討在內地成立一所新大學的可行性。為此,專責小組曾研究全國高等教育及研究單位的分布,發覺作為渤海灣、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個經濟區域重要城市的北京、上海和深圳,教育發展不平衡。以重點大學和國家級研究所數目來看,北京各有三十多所和兩百多所,上海則有二十多所及六七十所,而深圳就只有一所深圳大學,國家級的研究所更付之闕如,即使把整個廣東省計算在內,也不過七八家。珠三角面對高等教育和科技發展未能配合的根本問題,為香港中文大學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深圳毗鄰香港,港中大就教研協作與學生交流而言,地理已占優勢。同時,深圳市政府十分重視高等教育,投放在教育和研究的經費迅速增長,為學校的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學生們畢業后的職業發展也為深圳加了不少分數。作為創新之都,深圳科技創新風氣日盛,高新企業陸續進駐,對相關人才的需求也較為旺盛,學生畢業后能迅速在深圳找到施展才華的舞臺。

      幾經研究與磋商后,香港中文大學決定于深圳建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建成,對深圳甚至內地來說都意義重大。教育部批準學校成立的批文上有一句話:“希望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對中國高等教育起到引領示范作用”。這實際上就是期許我們能夠創造出一些成功經驗,比如人才培養的模式、體系,然后為內地其他高校提供借鑒。而對于深圳來說,這個城市發展很快,需要高水平的高等教育、需要高水平大學培養出的人才、需要高水平大學的科研成果為之支撐。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在這方面就能助一臂之力。

      港中大(深圳)堅持特色辦學

      2014年,香港中文大學和深圳大學根據《中外聯合辦學條例》要求共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新校建立后,除了從本部調來部分香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還通過全球遴選招聘了不少優秀教師。我也通過全球遴選,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協理副校長。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定位是“一個品牌,兩個校區”,所以該校的管理體制、辦學理念和學生培養方案都是從香港中文大學那里移植而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設立的各專業的教學內容,包括考核內容、考試方法,都需經過沙田校區教務委員會審定和批準,招聘的老師水平也不能低于沙田校區的水平。

      雖然是新學校,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復制了香港中文大學成熟的管理體系,如此便免去了成立初期摸索的過程。對于一所高校來說,很難有一個具體的“一流大學”的標準,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就只有一個標準——香港中文大學的標準,它有具象的參考系。

      同時,相比于內地其他高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有很多特色之處,例如書院制、通識教育、國際化教育。

      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書院是相對于學院來說的另一套并行體系。學院負責專業的設立、培養計劃的制訂、科研項目的開展等教學工作,書院則包括了教學之外的生活、社團等功能,它營造了家庭的概念,如果說學院是爸爸,書院就是媽媽。

      每個書院都有獨一無二的理念和故事,還配有自己的宿舍和食堂。書院里面的學生來自不同學院、不同專業,并且還定期輪換,比如宿舍里的舍友會一年一換。書院就像一個小型大學,我們希望學生能在里面與不同專業的人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影響。學校計劃共建六個書院,現在已經建成四個了。

      通識教育和國際化教育也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特別之處,學校的通識課課程量大,占總課時的六分之一,還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體系和成套的自編教材,通過小班研討、學生思辨的方式讓學生學習。國際化教育不單體現在全英文教學上,更體現在對學生國際視野的培養上,學校已經與九十多家海外知名高校建立合作關系,學生有很多海外課程、留學交換項目可以選擇。

      ▲李學金(左五)參加深圳市傳感器重點實驗室揭牌成立儀式。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深圳的高等教育可以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推動產學研結合

      深圳市高等教育發展的另一個方向,就是推動產學研結合。如今深圳高校越來越多,政府的投入力度也很大,催生了很多科研成果。高校科研成果通常處在創新鏈的前沿,如果能夠和企業應用端結合在一起,就能夠形成優勢互補,促進產業發展。

      2008年,我擔任了深圳市傳感器技術重點實驗室主任,2012年組建深圳光纖傳感網工程技術實驗室, 也擔任主任。在實驗室除了進行學科研究外,我還組建了一個產學研聯盟,試圖把高校與企業、企業上游與下游之間聯系起來。聯盟剛成立時,我們逐個打電話給企業,邀請他們加入,開始有些企業不太理解,還以為我們是騙子。后來他們發現,我們確實是去幫他們的。幾年下來,我們幫助一些企業與高校建立合作,研發出了很好的產品,也越來越多企業自愿加入我們這個聯盟,現在聯盟里已有六十多家企業。

      在高校與企業的合作中也存在一些障礙,其中一點就是企業無法將高校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華為在這一點上值得借鑒,它不需要高校直接給出產品,而是能夠自行將其轉化。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一位院士研究的優化算法在華為的5G通訊系統中有所應用,華為買來算法,會自主研究,這是別的企業較少具備的。要打破這一局面,可能需要政府、高校、企業三方的共同努力,一旦成功突破,我國的創新能力會有飛躍式的發展。

      深圳高等教育飛速發展

      我從1990年來到深圳,在高校里工作了將近三十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全市只有深大一所高校,到現在有南方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深圳技術大學等眾多院校,深圳的高等教育可以說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近幾年深圳建起許多名校分校,我認為這不失為一條發展高等教育的好途徑,因為這種模式能夠整合利用全球的優勢資源,對學校的建立和發展起到很大的作用。獨立辦大學難度非常高,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是把香港中文大學先進的理念和體系全部移植過來,所以能夠快速發展,但即便如此,過程也頗為艱苦。

      事實上,深圳在高校建設方面的優勢非常明顯。深圳市政府是一個開明的政府,我剛到深圳時就有體會,現在與其接觸愈多,愈能發現領導很有水平和遠見,他們真心在幫助學校發展,深圳的經濟實力也能為高校發展提供足夠財力支持。同時,深圳的地理位置毗鄰香港,因此能向香港學習一些國際化教學的經驗。

      對于我來說,深圳幾乎意味全部。我從工作第一天起就在深圳,每次出差回來,下飛機時也總覺得深圳的空氣特別清新,有股難以言表的味道,我將其理解為對這個城市的愛。就像我開頭說的,如果現在問我,再來一次我還會不會選擇深圳,我的答案還是肯定的,一定會的。

      [責任編輯:鄭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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