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的發布，持續引發廣泛社會反響。
為什么是深圳？是什么成就了深圳的今天？這些成為人們熱切關注的議題。
一個城市就是一個生命體，每個生命體的成長都有來自外部環境的滋養，也有決定自身生命力的底層基因。城市要永葆青春，持續進化，既需要博采外在的生態空間養分、聚力匯能，也需要激活自身的生命基因密碼、自我賦能。
深圳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發展，經歷了從“試驗田”到“先行示范區”的躍遷。本質上就是不斷發掘自身生命力、不斷汲取外部營養、變劣勢為優勢、棄傳統優勢尋新的突破的一部成長史。
01
基礎薄弱下的邊緣式崛起
——現代性邊緣的突破。
1978年，整個中國位處世界現代化的邊緣。封閉、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整個中國與世界形成隔絕，成為世界現代化主流之外的“它者”，是一種極度邊緣的存在。十年的文革浩劫，更使得中國經濟內部結構也遭遇極大破壞，惡化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這種形勢下，中央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是切中要害的偉大戰略抉擇，同時也是尋求邊緣突破的絕地求生之舉。
改革開放對黨和國家來講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沒有成功的經驗可借鑒，且包含極大的政治風險，稍有不慎，即可能夭折，走上回頭路。為降低改革成本、預控政治風險，在整個改革開放格局中開啟一批試驗性窗口，進行先期探索，成為當時一種科學理性的安排。
——國境線邊緣的崛起。
當時的深圳一方面受到70年代末“逃港潮”的正面沖擊，處于不得不變、不得不改的急迫境地；另一方面，因為地處國境邊陲，也具備試錯成本較低的重要特征。所以，當年的深圳并不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幸運兒，而是在邊緣+邊陲的窘迫與薄弱條件下，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走向歷史前臺的。
中央政策猶如“點火機制”喚醒了深圳和深圳的創業者們。落后平庸的歷史、基礎薄弱的現實——這些顯見的劣勢也因此轉換為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方面，深圳能夠沒有歷史包袱、沒有得失計較地果斷開啟新航向；另一方面，也讓深圳雖地處邊陲而志存高遠，能更加珍視并積極善用中央賦予的特區試驗權，展現出爆發性的創造力。
所以，回到歷史的原點，能夠發現深圳特區并無注定成功的必然優勢，其可貴之處在于志遠而無懼地偏，將改革推進成本降到最低、將地方創造性發揮到極致，才最大釋放了中央經濟特區建設的偉大政策紅利。
02
資源短缺下的補償式發展
——創造“深圳速度”。
深圳地域面積狹小、資源極度短缺。經濟特區建設，國家主要提供政策支持，而無實質的物質傾斜。“一夜城”、“三天一層樓”等神話在深圳人口中代代相傳，而這正是經濟特區建設初期，深圳為了改變基礎設施差、招商難度大的現實困境，而倒逼出來的以高效率補償低起點的做法。
與時間賽跑，迅速找到增長點，讓深圳很大程度補償了先天基礎的不足。
——專注“內聯外引”。
原生資源匱乏的劣勢，反過來激發了深圳人在改革創新道路上破釜沉舟的決斷和勇氣，以后天的敢闖敢試彌補了先天的資源約束，獲得了一種補償式的發展。比如，發展“三來一補”，利用外部資金、技術和原材料，搞來料加工，實現內部紓困。比如，引進“三資企業”，利用國內外供給需求的不對稱，實現產品與市場、資本與勞工的優勢互補。比如，建立外匯調劑中心，為對外貿易提供服務便利等。
通過內聯外引的一步步推進，終于成長為中國與世界經濟全要素對接的窗口與平臺。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方向，使得深圳永遠保持一份看世界的遠見和融入世界的清醒，補償了發展之初內部資源配置效率的不足和要素流動的受限。
03
制度碰撞中的開放式探索
——經濟體制“革舊立新”。
在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的沖突中成功突圍，引領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并開創了“市場體制”+“民營經濟”的極富深圳特色的經濟發展格局。民營經濟主體不是政府規劃的產物，而是市場機制催生出來的弄潮兒，它們對需求敏感、對競爭積極，也讓深圳這座城市的成長始終保持進取的活力。所以，有沖突就意味著要突破，有碰撞就意味著有火花，新舊體制的劇烈沖突，點亮了深圳破中求立的火花。
——基本制度“守正出新”。
在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摩擦中尋求合作，始終堅定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并積極促進制度對話、靈活探索制度創新。毗鄰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與香港密切的經濟社會交往，使得深圳對兩種制度的認識更加理性、深刻而務實。深圳始終認同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始終以開放性的姿態學習其他制度的優秀成果。服務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科技管理體制、金融體制的改革探索；優化行政管理的大部制、商事登記制度的改革嘗試；激發社會活力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基層社會自治體制的改革推廣等，都大量借鑒了外部制度的經驗，所以，深圳的發展，是一種“守正出新”的發展——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其不變的底色，保持開放姿態、推進制度創新則是其活力的密碼。
04
多元競爭中的融通式引領
——底層創新，高位過坎。
歷經近四十年建設，深圳特區從“低位求存”發展到“高位過坎”階段，成長的基因不會改變，而成長的動力亟需換檔。面對土地約束趨緊、實業成本提升、消費動力不足、投資拉動乏力、資本脫實向虛、外貿環境生變、外部競爭升級的種種現實挑戰，要繼續保持成長性，實現高質量發展，深圳因時而變、順勢而動，迅速調整轉型，致力于在深化改革上求突破、在底層創新上謀驅動。由此，深圳再次走在全國前列，把創新驅動作為城市發展主導戰略，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全過程創新生態鏈，加快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
如果說在起步和爬升階段，深圳成長較多依賴的是企業科技的應用式創新、是制度空隙處的填洼式創新，那么在新時代，深圳的成長已轉向政府引導的底層式創新、國際競爭下的戰略式創新。
——核心引擎，示范引領。
新時代，深圳改革創新繼續推向深入，前海作為“特區中的特區”其開發和建設在全國范圍內產生巨大的示范效應。由此，深圳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為中心，發揮平臺、政策、區位、體制和營商環境等多重優勢，深度對接“港澳所需”、“灣區所向”和“前海所能”，著力將前海打造為粵港澳大灣區“最濃縮最精華的核心引擎”。
在粵港澳灣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多個中心城市”的“競爭+合作”格局下，深圳以改革的初心、創新的使命，致力于建設制度集成式創新的平臺，實現多元競爭下的融通式引領。
《意見》賦予了深圳以全新的定位，帶來了深圳發展的全新機遇。深圳不再僅僅是強調經濟功能、突出特殊性的經濟特區，更是立足復合功能、突出全面引領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競合發展、創新超越——未來的深圳，能！(彭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