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30多年沒聯系的武漢朋友，你還好嗎？ 當年蒙你相助的窮學生在深圳想念你
晶報2020年3月4日訊 “在關注武漢市疫情的時候，我突然想起自己和這座城市曾經有一個緊密的聯系——30多年前，那里有位萍水相逢的朋友非常無私地幫助過我，后來我還跟他有過幾年通信。”
盡管時間已經過去了35年，但是深圳市民蔣兵仿佛還沉浸在對那年武漢夏天的回憶之中。他表示，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一直在密切關注武漢市的疫情發展：“一想起有一位失聯多年的朋友在那座城市，我就很擔憂他們全家人的近況。希望他們平安無事，也希望能夠找到他，和他敘敘舊，等疫情過后再和他補拍一張合照。”
35年前的夏天在武漢獲得陌生人的無私幫助
“過去這一個多月以來，我的心情每天都因為武漢疫情的發展變化而起伏。現在，隨著疫情防控形勢逐漸好轉，我就想把深藏在心底的那個問號拉直：35年前幫過我的那位武漢朋友，你們全家還好嗎？”蔣兵告訴記者，希望能通過晶報找到當年那位幫助過他的恩人。
蔣兵介紹說，35年前，他是北京一所大學的二年級學生，每年都會在寒暑假期間坐火車往返桂林和北京，中途必經武漢。“我是廣西桂林人。那時候，從北京坐火車到廣西桂林，要36個小時，這還是快車，慢車的話可能要三四天。”
1985年暑假，他在回家之前與一位在武漢上大學的高中同學約好，他屆時中途在武漢下車，先在武漢玩上幾天，然后再一起回家。“那天在武漢，我們逛完黃鶴樓公園就來到附近的武昌起義紀念館。在紀念館前面拍照時，我突然發現自己的120海鷗相機出故障了：過膠卷的旋鈕卡住了，膠卷卷不過去。這樣的話，后面的照片就沒法拍了。假如強行打開相機，前面拍的照片就全曝光沒用了，剩下還沒拍的膠卷也不知有沒用，而且也怕把相機弄壞。我試著弄了多次都不行，急得滿頭大汗。”
“現在的人可能無法想像，35年前，一部海鷗相機和一卷黑白膠卷對一個窮學生來說意味著什么：相機是向我舅舅借的，膠卷是我從飯票錢里省出來的，都價值不菲。”蔣兵回憶說，正當他們萬般無奈之際，剛好看到旁邊有個照相攤，是在現場專門給游客拍照的攤檔。于是，他們就向攤主求助。“我依稀記得攤主臉方方正正的，塊頭挺大，大概30歲上下，按現在的說法就是比較有型，長得一表人才。他非常熱情地說：‘我試試’。”
接著，攤主把相機放進暗袋，試圖在暗袋里把膠卷取出來。“他搗鼓了好一陣，然后跟我們說：‘恐怕不行，需要在暗房里操作’。”隨后，他很友善地跟蔣兵兩人說，“要不這樣吧，天色已晚，我也快要下班了，你們跟我回家去一趟，我在家里的暗房幫你們把膠卷取出來”。
于是，蔣兵兩人跟著他七拐八拐，走了大約十多分鐘，到了他家中。“印象中，我們穿過一條熱鬧非凡的巷子，建筑風格有點像上海的石庫門。他回到家之后，進到暗房中，很快就把膠卷取了出來，也把相機的故障排除了。我們問多少錢，他大手一揮：‘小事一樁，要什么錢！’”
隨后，蔣兵兩人對他表示感謝，見天色已晚，就準備回去。“他說：‘來了就別走了，我老婆已把飯做好，你們吃了再走。’我們都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拗不過他的熱情，就留下來吃晚飯。35年過去了，我那位同學還記得他們家蓮藕排骨湯的美味。”蔣兵邊回憶邊感嘆這位萍水相逢的武漢朋友不僅待人友善，而且非常豪爽。
結為筆友通信聯絡數年
“我們邊吃邊聊，才知道他是插隊知青出身，回城后不想等著政府安排工作，就自謀出路，成為開照相攤的個體戶，專門為來武昌起義紀念館參觀的游客照相。上世紀80年代，照相機是奢侈品，許多人到了風景點，請照相攤主照張相，事后寄回作為留念。”蔣兵回憶說，那位武漢朋友表示很羨慕他們有機會上大學，稱自己是被時代耽誤了。“我記得他有一對可愛的雙胞胎女兒，當時大概一兩歲的樣子，現在也三四十歲了。他老婆也很賢慧。想起來，他們當時對生活的狀態還是很滿意的。”
“當晚告別的時候，我和他交換了通信地址。那年暑假結束后，我回到北京學校時就給他寫信。隨后，我跟他一直保持聯系，互有書信往來。”蔣兵透露說，他1987年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廣州工作，不到半年時間又被單位派到深圳工作。從那時起，他一直在深圳工作生活，中間只在1999年曾短暫到廣州工作過一小段時間。“記得當時和這位朋友通信，主要是分享彼此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事。我記得，他后來還曾把一家四口的‘全家福’寄來給我，可惜現在找不到了，就連我和同學當時在武漢拍的照片也全都不見了。”
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為什么會和一位萍水相逢的照相攤老板成為書信往來的筆友？蔣兵告訴記者：“一方面是再次對他提供的幫助表示感謝，另一方面也是覺得他這個人有一定的文化和思想，跟我們沒有隔膜，能夠聊到一塊去。我們之間有很多共同的話題。而且，他的字里行間如同他的為人一樣，洋溢著發自內心的善良淳樸。我覺得，那時候的人相對單純，彼此都比較真誠。”
“我和他最后一次聯系，大概是在1988年，那時我已經到深圳工作了。后來，我多次搬家，不知怎么的就把他的通信地址給弄丟了。那時候，通訊還不發達，沒有網絡，也沒有手機，甚至連BP機都沒有，只能依靠寫信。因此，通信地址一丟，就很難再聯系上了。”蔣兵非常惋惜地告訴記者：“最為遺憾的是，30多年過去了，我現在連他的名字也忘記了。最近，我一直在想這個事，可能是這些年來，因為忙于工作生活中的瑣事，所以漸漸彼此就淡忘了。”
失聯多年的武漢大哥你現在安好嗎？
“我曾把這個故事講給現在的年輕人聽，許多人覺得這種事放在今天不可思議。也許，沒有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的人是很難理解的。”蔣兵認為，上世紀80年代最讓人懷念的是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對物質享受的合理追求與人們內心深處善良淳樸本性的平衡，“當時，‘萬元戶’固然讓人羨慕，但學者、作家、藝術家在人們心目中具有很重的分量。”
蔣兵告訴記者，他已經50歲出頭了，現在很想知道這位失聯多年的武漢朋友全家是否平安。“人生短短幾十年，一眨眼就過去了。那位失聯多年的武漢大哥，我就是當年受您幫助的那個大學生。35年過去了，當年風華正茂的大學二年級學生，現在已是年過半百的小老頭，連我女兒都已經是大二學生了，而您也應該60歲出頭了吧？希望您全家能平安度過這次疫情。”
“我覺得，他只要看到我當時的照片，應該可以認出我來。我要是看到他，也一定認得出他來。”蔣兵發了幾張他于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拍的老照片給記者，表示希望通過晶報給這位武漢朋友送去最誠摯的問候。“非常可惜的就是：當年沒有與這位朋友一起在武昌起義紀念館前拍一張合照。如果我們此生能再相見，我一定要和您補上這張照片。”
晶報記者 羅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