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秀平在南園村祠堂內。
深圳市羅湖區原南塘村居民何秋儀（左）和她媽媽梁好妹。
見圳客戶端·深圳新聞網2020年7月17日訊（晶報記者 陳雯莉 羅俊杰／文 李燦彬／圖）在“我們40”的報名人員中，有幾位與眾不同的深圳經濟特區同齡人。他們在深圳出生，在深圳長大。他們見過這座城市黃土漫天的荒蕪，走過稻花飄香的田野，住過簡陋老舊的瓦房，舌尖上的古早味一直揮之不去，綿延心頭。在他們眼中，深圳的大街小巷、一草一木都有著各自鮮為人知的過去，而他們總能輕松地把這背后的歷史故事一一講述。因為，深圳是他們的故鄉。
南園村居民麥秀平：生長在一個有著800多年歷史的“家族”
6月18日上午，南新路與新園路交匯路口，人潮與車流相互交織，一片繁忙。麥秀平駕著車，小心避開穿梭的人群和自行車，走到路邊一個高大的城中村牌坊前，一頭轉進了村子里。
這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牌坊，在深圳這座擁有400多個城中村的城市里并不少見。橘黃色的兩面坡屋頂，灰色的四方體水泥柱，一副用紅色毛筆字體書寫的對聯被雕刻在正門兩側，看上去頗有古代建筑的韻味。大門上方，“南園村”三個大字位于牌坊門梁中央，這是這個城中村的名字，也是麥秀平從小到大朝夕相處40年的“家”。
割稻谷晾曬，爬樹摘荔枝
這是一個有著800多年歷史的“家族”。根據南園村早期村志《南園吳氏歷史紀念冊》記載，位于深圳市南山區的南園村是一個建于南宋孝宗年代（1168年前后）的老村。早年的南園村面臨前海灣，后依大南山，北從橫龍崗向南一直伸展到赤灣左炮臺以東，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山林、荔枝園都是南園村的屬地。
“小時候，這一片都是田地和荔枝林，我還跟著爸爸媽媽去曬過稻谷。”麥秀平用手指了指窗外林立的“握手樓”說。她還記得，那時候自己只有四五歲，每天跟著父母去田里，割完稻谷之后再拿去曬。在那附近，有一個裝著糧食的倉庫，一包包打完的稻谷堆積成山。小時候鮮少玩具，糧倉便成了麥秀平和小朋友們聚集玩耍的地方。
麥秀平是家里的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她常聽長輩們說起，在1980年自己出生的時候，家里很窮，父母帶著她和奶奶以及父親的幾個兄弟姐妹擠在一間很小的出租屋里生活，直到兩歲時，他們一大家子才搬進了屬于自家的祖屋。
她記得，當時家里種植了100多棵荔枝樹，一到收獲季節，樹上就掛滿了一串串火紅的荔枝。這時，奶奶便領著麥秀平姐弟三人，一起到荔枝園里爬樹摘荔枝。
村子的變化從10歲就開始了
40年后，南園村里沒有了田地和荔枝林，曾經的鄉間小道變成寬闊馬路，下雨天會漏水的老瓦房如今已所剩無幾。東面是南山大道，西面是前海路，北面與北頭村毗鄰，南面與南山村毗鄰，這是現在的南園村所在的位置。
“誰都不敢想象南園村會有今天這樣的改變，奶奶還常說，‘以為家里就一輩子耕田了’。”說到這里，麥秀平扭頭望向窗外。此起彼伏的地鉆聲正透過玻璃窗傳進屋內，這是南園村在為住戶鋪設管道煤氣。
其實，這些或大或小的變化早在麥秀平10歲時候就已悄然開始。
“小時候一到下雨天我們就擔心，因為會淹水。但是后面慢慢的都改變了……”麥秀平說，村子里改造，田地和荔枝林都被征收，每家每戶的瓦房逐漸被拆，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幾層樓高的樓房。
每年農歷九月的祭祖活動，是南園村村民團聚的日子。麥秀平小時候很喜歡祭祖活動，“因為可以跟村里的發小一起坐大巴出遠門，帶著零食，就像去春游一樣”。但隨著年歲的增長，越來越多的村民往外搬遷，這種出游的樂趣越來越少。與之一起消逝的，還有許多兒時記憶中的傳統風味。
“每年到了祭祖的時候，村里都會拿出盆菜招待所有村民，大家會聚集在祠堂一起吃飯。”麥秀平說，祠堂旁邊有一間很大的廚房，善于烹飪的村民往往提前一個星期就把盆菜所需的食材準備好，到了祭祖當天親自下廚。“有蘿卜、雞、鴨、魚、肉丸和冬菇，大人們通常一做就是幾百盆的量。”“現在的材料也差不多是之前的那樣，但是已經沒有以前的那種味道了。”
出國再回來，最想去奶奶家走走看看
2001年，21歲的麥秀平前往加拿大讀書。“自己一個人去國外，這還是第一次。”麥秀平說，為了解決語言障礙，特地隨身攜帶了一部“文曲星”，一旦遇到不懂的英文便馬上求助這部電子老物件。
身處異國他鄉，孤獨感總會不經意地侵入麥秀平的生活。她還記得，那時候經常用MSN跟村里的小伙伴聯系，分享一些國外生活的經歷。尤其是冬天下雪和滑雪的照片，讓沒看過下雪的廣東小伙伴愛不釋手。
“那時候我經常洗一些照片，然后附上一封信，寄給爸爸媽媽留作紀念。”麥秀平還記得，當時從加拿大郵寄一封信和幾張照片回國大概需要50元錢，幾天時間就能到達。
2005年，大學畢業的麥秀平回到南園村。“當時最想回到自己曾經住過的祖屋那里走走看看。”麥秀平說，奶奶家門口有兩棵大榕樹，只要誰家的孩子不聽話，家長們便經常拿這兩棵榕樹教訓孩子，開玩笑稱“你以前就是從這棵樹里‘爆’出來的。”
2006年，麥秀平像許多村民一樣，帶著父母離開了南園村。但平時會抽空帶著孩子回村里轉轉，探望還在村里居住的奶奶和姑姑。麥秀平說，如今，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年，自己也到了40歲。雖然從小見證這座城市慢慢地改變，但怎么都想象不到，深圳的變化會有今天這么大。
下李朗居民江立成：希望能夠把傳統文化傳承下去
“這棵樹我小時候就有的，當時我讀的小學就在這旁邊，校舍是瓦房來的，叫‘乾元學校’，后來老校舍拆掉異地重建，并被命名為‘下李朗小學’。”“股份公司（村委會）大樓前面，以前是個大池塘來的，塘的四周種有柳樹，塘里則種有蓮藕，夏天很漂亮。后來，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池塘給填埋掉了。”
出生于1980年的深圳市龍崗區南灣街道下李朗社區本地居民江立成，現在是下李朗股份公司董事，主要分管財務方面的工作。當天，他帶著記者在村里各種轉悠，并不時駐足，向記者介紹他記憶中的下李朗村容村事。
村里曾誕生深圳第一所“洋學堂”
“我們讀初中的時候，老師們教育我們，說我們是特區的同齡人，正與特區共成長。”江立成告訴記者，下李朗的原住民全是客家人。
據介紹，下李朗曾有一所“李朗神學院”。1855年，巴色差會牧師黎力基在李朗布道時購買該村地基興建了福音堂，占地600多平方米，為近代粵東地區的第一座教堂。1864年，貝德明牧師在今下李朗村開辦存真學院，即李朗存真學院。1876年改稱傳道書院。1925年，李朗樂育神學院遷徙至興寧坪塘。當時，李朗神學院以客家話教授神學，先后開設了希臘文和德文課程。李朗神學院在下李朗村長達61年，堪稱是深圳歷史上的第一所“洋學堂”。
“這是我姐姐以前在神學院所在位置照的相片。本來我也在那照有相片，可惜后來多次搬家給弄丟了。我就出生和成長在那里，直到6歲的時候才搬到現在居住的地方，蓋了新樓房。以前，我并不知道那里是神學院舊址，只記得那一排房子很規整。近些年，從網上看到資料和傳教士拍的老照片，才知道原來下李朗還有這樣一段歷史。”江立成告訴記者。
特區建立之前屬于落后小山村
“我小時候放過牛、撿過柴火，幫家里干過許多農活。”江立成說，別人都不相信像他這個年紀的深圳原住民竟然還有這樣的經歷。
據悉，李朗村始建于清朝時期，主要姓氏有江、洪、吳、凌、戴、劉、陳、李、劉等姓。其中，第一大姓為江姓，占據了本村的大多數，其祖上先是從福建遷移至廣東紫金，后又從紫金遷至下李朗村。“這是我們江姓祠堂，旁邊則是吳姓和凌姓的祠堂。”江立成帶記者到本村三座祠堂前，介紹祠堂的歷史。
“下李朗總面積約7．5平方公里，現有總戶數約18500多戶，戶籍人口約1500人，常住人口約45000人。目前，轄區內共有企業400多家，以家電、珠寶、物流和軟件四大產業為主，已經形成了規模。”江立成介紹說，下李朗位于深圳市龍崗區南灣街道西北部，總面積約7．5平方公里，“我村占地面積挺大的，還有不少土地可供開發”。
下李朗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其早在100多年前就通火車了，廣九鐵路在此設有火車站。1911年10月4日，廣九鐵路開行了廣州來往于香港九龍兩地的直通列車，途經新安縣（深圳的前身）、東莞縣。其中，廣九鐵路深圳段共設有五個車站，分別是羅湖、深圳墟、布吉、李朗、平湖。
在江立成的記憶中，他小時候跟大人去布吉、深圳墟（東門）時都乘坐過火車，“速度很慢，但是在當時要比其他交通工具便捷很多”。據介紹，李朗火車站大概于上世紀90年代初停用，后來其舊址就漸漸荒廢了。當天，江立成帶記者前去李朗火車站舊址，發現站臺、鐵軌等設施早就拆掉了，只剩下幾座低矮的房子，上面掛著“鐵路生活區”的牌子，顯示這里曾經的繁忙。
進入新世紀下李朗迎來大發展
江立成說，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后，村里人的生活逐漸好了起來。“上世紀80年代末，我父親就買了當時比較少人有的摩托車。上世紀90年代初以后，村里基本已經沒有人耕田了。而隨著上世紀90年代初，通往深惠路（記者注：現為龍崗大道）李朗大道的開通，村里交通不便的情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此期間，陸續有一些‘三來一補’的工廠在村里開辦了起來，村集體和村民都有了物業租金等收入，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不過，真正給村里帶來較大變化的還是新世紀以后，隨著2004年布瀾路的開通，下李朗村迎來了大發展。聯創、國際珠寶園、兆馳等園區和企業進駐，帶動了下李朗社會經濟的發展。”江立成認為，最近十幾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下李朗迎來了許多外來企業和外來人口，“在常住人口中，本地村民成為了‘少數’，其他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外來人口”。
“接下來，深圳很快將有新地鐵線開通，其中有的線路在下李朗村附近設有站點。我想，屆時下李朗村將迎來更大的發展機遇。”江立成說。
此外，村里還在加速推進城市更新立項。江立成說，村民們對“舊改”充滿了期待：“因為此前缺乏整體規劃，導致目前下李朗村的地勢相對周邊較為低洼，經常因為下大雨無法及時排水而遭水淹，所以居民們都盼望能夠通過‘舊改’對全村進行整體規劃建設，及早改變瀕遭水淹的現狀。”
江立成認為，盡管這些年下李朗經濟發展了，村民的生活水平獲得了顯著提高，但是村民之間卻漸漸缺少了互動交流。“我們村從清末民初起，每逢春節、節慶時有舞麒麟以示慶賀的習俗。每年過年期間村里還會組織籃球比賽。現在這些傳統也漸漸消失了，村里的年輕一輩大多對此不感興趣。”江立成希望，村里能夠重視這些傳統文化，通過一些有力措施，吸引年輕一輩參與進來，用傳統文化來增強村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南塘村居民何秋儀：東門老街上有著兒時的味道
感嘆于這座城市飛速發展的還有曾經生活在羅湖南塘村的何秋儀。
7月9日上午，何秋儀挽著母親梁好妹的胳膊，走在干凈、寬闊的東門步行街上，時而環顧街道兩側林立的商鋪，邊走邊聊。她們說著一口流利的粵語，每到一些特別的位置總會停下腳步，你一言我一語地拼湊起一件件陳年往事。
“女兒，這里以前叫南塘村，是媽媽出生的地方。”站在南塘商業廣場樓下，梁好妹回頭指了指身后的建筑。何秋儀抬頭望向那一排沿街而建的住宅樓——藍白色相間的外墻、被防盜網包裹的弧形陽臺、零散分布在外墻上的空調分體機……這些稀松平常的設計在深圳隨處可見。但是，母女倆卻在這里駐足了許久，目光時常停留在南塘商業廣場的招牌上，似乎看到了那背后不一樣的風景。
看到拱門就知道要進村了
“之前太陽百貨門口有一道拱門，每次一見到它就知道要進村了。”何秋儀對那道拱門印象深刻，她記得，那道拱門上面寫著“南塘村”幾個大字。而這個村子，正是東門變遷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歷史印記。
根據市史志辦資料顯示，東門老街歷史可追溯至明代中期。當時，羅湖一帶相繼出現赤勘村（今蔡屋圍）、羅湖村、隔塘村（今水貝村）、湖貝村、向西村、黃貝嶺村和南塘村，幾個村的族人在村落之間建起集市，名為“深圳墟”，最早由民縫街、上大街、鴨仔街、養生街等幾條街市構成，初具一個小鎮的規模。自晚明始，這里就一直是方圓數十里名聲顯赫的商業墟市。
何秋儀說，外公外婆家就在南塘村，距離自己就讀的學校不遠，走路20分鐘左右就能到達，每逢放學放假就喜歡往村子里跑。
根據媒體資料顯示，廣九鐵路建成通車后，羅湖車站（現深圳火車站）啟用，深圳成為內地與香港的交通門戶。東門老街距離羅湖車站尤近，更是成為貿易繁華之地。如今的解放路是曾經賣農產品的谷行街，如今的人民北路是當年賣小吃和雜貨的維新路，永新街、南慶街等商業街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今天的羅湖舊城。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后，東門老街成為最早的商業中心，長期引領深圳消費潮流。
“過去南塘村有很多小商戶。現在太陽百貨的周大福，就是以前祖屋的所在地。”何秋儀清楚記得，過去太陽百貨所在之處是一排騎樓，一層賣東西，二層住人。街上經常人頭攢動，好不熱鬧。
“以前這里有一家‘麟記’，是吃粥吃飯的地方；那邊麥當勞的‘前身’是‘陸記’，是一家吃云吞的小店。”走過祖屋，站在步行街的岔路口，何秋儀的母親梁好妹開始回憶起兩家最常光顧的小食店。
一聽到“陸記”的名字，何秋儀頓時發出了一聲感嘆，“‘陸記’的云吞最好吃了！”何秋儀說，“陸記”的店面很小，店內只擺放著幾張塑膠板凳和折疊桌子，每到吃飯時間都要排隊等候。
“一碗有3個云吞，另外還有一些河粉或面條。吃一碗下肚就會非常滿足。”何秋儀說著，臉上不由自主地露出滿意的笑容，仿佛又聞到了記憶中那股熟悉的味道。母親說，那時候一碗云吞面賣一毛五分錢，對于他們月收入30元錢的家庭來說，雖然不算貴，但也不敢多吃。一個星期能吃上兩回已經是幸福的享受。
1990年10月8日，“陸記”消失，深圳第一家麥當勞在解放路光華樓開張，這也是中國內地第一家麥當勞餐廳。在當時，每個走進東門的人遠遠就能看到一個頭頂紅色短發，身穿黃色連體衣，畫著小丑妝容的碩大卡通形象——麥當勞叔叔盤腿坐在光華樓樓頂，笑著迎接每一位來客。
“開業時排隊的人圍著光華樓不知繞了多少圈。”何秋儀說，開業當天，她一放學就直奔東門麥當勞，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才買到一杯可樂和一個漢堡。雖然味道新鮮，但這些來自西方的食物遠不如曾經小食店里的一碗云吞面令人垂涎。
永遠的遺憾
“南塘村有一口大井，全村人的吃水用水都靠那口井。”梁好妹回憶說，在她年幼的時候，母親在村里的敬老院幫忙，父親是鎮上環衛處的管理員。家里的大小家務都由她一手操辦。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距離祖屋100多米外的井邊抬水，一天下來要往返好幾趟。
“外婆很喜歡聽粵劇。由于她眼睛看不見，耳朵也不好使，所以她總是把收音機的聲音放得非常大，獨自靜靜地坐在那兒聽。”何秋儀回憶說，小時候她聽不懂粵劇，每次一到外婆家就會把收音機關掉，然后站在年邁的外婆跟前，唱歌給外婆聽。“其實我也不知道外婆能不能聽得清、聽得懂，但是我看到外婆很開心。”
在東門附近，有一個工人文化宮，里面曾經開設了溜冰場、游樂場、人工湖劃船等娛樂設施，是許多深圳“80后”的兒時回憶。這里也是何秋儀小時候最喜歡去的地方。
“以前在文化宮里玩沙子，會把大人用的頭發定型摩絲噴在沙堆上，做成一個生日蛋糕，插上蠟燭，送給外公。”何秋儀說，過去外公外婆的生活十分節儉，不舍得買好吃的。那時還在讀小學的她對外公說，“等我長大了賺到第一份工資，一定要給外公買一個真正的生日蛋糕”。但在何秋儀就讀高一時，外公就去世了。這句承諾成為何秋儀永遠的遺憾。
“40年過去了，我們的生活一直在變，這座城市也一直在變。”何秋儀感慨道。
